乔治•夏勒谈雪豹研究和保护
半世纪前开启雪豹研究的老人,会怎么看待当下的雪豹研究和保护?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乔治·夏勒博士即在喜马拉雅南坡调查雪豹,并持续参与雪豹的工作至今。来看看他为2016年6月出版的雪豹专著所撰写的序言吧。
(封面照片来自网络)
我是雪山真正的儿子
守望孤独,穿越了所有的时空
潜伏在岩石坚硬的波浪之间
我守卫在这里——
——吉狄马加,《我,雪豹》
在中亚十二高险连绵的群山中,雪豹静谧地生活着。它们所处荒远,反而独得自在。雪豹烟灰色的皮毛上,点缀着深色的斑点。在这片多石的王国里,它们踪迹隐秘,如鬼神般存在。
1970年12月,巴基斯坦山区。好几天里,我连续观察一头雌性雪豹和她的孩子。那段时间,它们在巢穴附近享用一次捕猎的成果。寒夜里,我用睡袋隐蔽自己,距离它们很近:月光清冷,群峰起色,精灵出没。
之后多年,我奔走在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中国的山地,努力能够重享这种美好的经历,但只在蒙古旧梦得圆。1990年,我为那里的一头雄性雪豹带上无线电项圈,从而定位它的位置,并共渡了几个小时的惬意时光。
往梦依稀,却也并无遗憾。彼得·马修森(Peter Matthiessen)在1978年出版了著名的《雪豹》。他说:“(我知道)雪豹就在这里,它在这些山里,用寒霜般的眼睛看着我们——这足够了”。诚然如是。
关于雪豹,我们所知甚少,尚不足保证雪豹未来的安全。本书由多国专家合力编著,极好地总结了雪豹相关知识,并点明了待填补的空白。几十年来,我在亚洲山区从事相关工作;在此,稍作一二补充。
全球约有200万平方公里的雪豹适宜栖息地。这些山脉大都互相联结,很多在某处彼此汇聚。一头“富于冒险精神”的雪豹如果愿意,可以长途跋涉2000公里,从喜马拉雅一直跑到蒙古国。仅有小部分雪豹栖息地上建立了正式的保护区。保护区通常面积狭小,难以维持健康的雪豹种群。此外,大多数保护区内都有人类生活,他们放牧、耕作、或依山林为生。而保护区外的雪豹远多于保护区内。很大程度上,雪豹保护需要平衡当地群众的生活和发展需求。这种猫科动物需要景观,即大面积的栖息地:雪豹景观的一部分是受保护的核心区域,供野生动物利用,其余部分则致力于追求野生动物和当地社区的生态和谐。中国青海省的三江源区域,即是开展景观保护的极好机会。然而,气候变化带来挑战:林线上升、高山区退化,将可能导致雪豹适宜栖息地大量消失。
跨国保护合作,可以在国与国的边境地带为雪豹扩展生存空间,或许还能缓解当地的紧张氛围。尼泊尔萨加玛塔国家公园和中国的珠穆朗玛保护区,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两侧,是可能展开雪豹跨国保护的典型地区。其它区域还包括印度和巴基斯坦边境的锡亚琴冰川(Siachen glacier)区域,以及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共享的帕米尔高原。
近年来的雪豹研究大多比较零散,周期也短,往往只持续数周或数月。1982年,杰克逊(Rodney Jackson)和他的同事采用无线电颈圈技术,在尼泊尔开始了三年半的持续研究。在雪豹研究史上,这是第一项长期研究。90年代,汤姆·麦卡锡(Tom McCarthy)在蒙古的戈壁荒漠中开展了四年的工作。2008年至2013年,美国大猫基金会(Panthera)和国际雪豹基金会(Snow Leopard Trust)也在邻近区域利用卫星项圈开展联合研究。近年来,红外相机技术广泛应用。研究人员借此分析雪豹种群大小和分布密度(通常 1-5头/100平方公里),我们也得以从那些奇美的照片中了解雪豹的神秘行为。
项圈数据显示,雪豹的活动范围大约在20-400平方公里,受猎物密度的影响很大。然而到底有多少野生雪豹呢?早在1972年,雪豹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列为濒危物种,1975年已全面禁止相关国际贸易。已经发表的数量估计在3000至8000头,一半以上在中国——然而这种估计没比猜测严谨多少。数量估计如此模糊,跟实地调查的困难有关系。雪豹生活的很多山脉,仅在一两个点上开展过局部的调查。还没有持续10年以上的长期监测,无法得知雪豹的种群动态,如出生率和死亡率。
雪豹是顶级捕食者,也是相互依存的自然过程的一部分,了解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尤为重要。大多研究仅关注雪豹本身和它的猎物,比如岩羊、塔尔羊和家畜。然而,整个食肉动物群落也相互关联。狼、棕熊、猞猁、狐狸都在与雪豹竞争猎物资源,或部分依赖雪豹的“剩饭”,兀鹫和其它猛禽也是如此。雪豹与体型稍大的豹,共同分布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很多区域。它们捕食体型近似的猎物,竞争关系突出。李娟和她的同事进一步记录了食肉动物之间的互动情况。雪豹常常在突出的大石下标记气味。这些标记会吸引其它食肉动物,甚至岩羊和家牦牛。很明显,动物们在这些地方交换信息。游荡的藏獒也会参加进来。无论是野狗或家犬,这些猛犬经常聚集成群、外出狩猎,岩羊、甚至雪豹都会成为牺牲品。流浪狗能够轻易地将犬瘟热传染给雪豹和其他食肉动物,然而该问题并未得到重视。
家畜正在逐渐渗透到雪豹的栖息地。除了过于陡峭的山地,家畜愈发和野生有蹄类动物混在一起,数量上却数倍于后者。草场因为过度放牧而严重退化。这种情况下,雪豹也会采取机会主义路线,时而捕猎家畜。但雪豹给牧民造成的损失,并不比家畜疾病更大。家畜疾病传染野生有蹄类,比如口蹄疫和疥螨病,也是常见威胁。在诸如牧场管理、疾病控制、保护宣传等方面,我们仍需很大努力,才能为后代留存一份自然遗产。
红外相机、卫星项圈、地理信息系统,以及很多新发明,提供了大量统计上有效的数据。技术进步无疑诱人,但若过于痴迷,科学也会受到损害。我们仍然需要近距离观察动物,从它们的视角体会山山水水。要想感受雪豹留在山间的味道,或者明白兀鹫盘旋所释放的信号,我们需要到野外去。
在公众眼中,雪豹偶像气质十足。人们赞美它是神的化身,科学家称其为“旗舰物种”,象征着高海拔生态系统。但这些美好的词汇,与雪豹分布区内的贫苦百姓相距甚远。他们依赖自家牲畜勉强过活,却时常遭受雪豹和狼的骚扰。一般情况下,每年会有1-2%的牲畜命丧兽口,多则可达12%。狼的破坏比雪豹要大。对于那些仅有二三十头牲畜的家庭来说,一点点损失都会给生活平添艰辛。这在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很常见。老百姓为了报复,给猛兽下套、下毒,或者射杀。此外,雪豹皮张和尸骨仍有市场。因此,尽管雪豹在各国都受到法律保护,而猎杀依然不止。为了加强雪豹保护、分享经验和信息,近年来国际社会召开若干次会议,包括2002年在美国西雅图、2008年在中国北京、以及2013年在吉尔吉斯。相关组织和研究者也发表了很多出版物,如《雪豹生存策略(Snow Leopard SurvivalStrategy)》以及本书,为公众提供了许多高价值的信息和资讯。雪豹网络(Snow Leopard Network)也在定期传播有关雪豹的新闻。期望这些信息传播,能彻底消灭那些“心血来潮”的行为。其中著名的一次发生在1999年: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给西班牙国王公开赠送了一件雪豹皮大衣。
如何科学保护雪豹、平衡保护与社区发展的矛盾,是我们面临的根本挑战。雪豹与家畜的冲突问题格外突出。在阿富汗的瓦罕走廊区域,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ildlife ConservationSociety, WCS)实施了一个社区保护项目。项目内容十分综合:WCS帮助牧民建设牲畜防护圈舍、在学校开设自然教育课程、发展旅游和手工艺品制造、提供兽医服务、建立野兽肇事补偿制度,等等。WCS还建立了“瓦罕-帕米尔合作社”,推进当地瓦罕族社区和吉尔吉斯社区的合作。类似的项目在印度、中国、巴基斯坦和蒙古都有开展,项目活动包括家畜保险、手工艺品、旅游,以及唤醒社区主人翁意识的环境教育。
然而,并非诸事遂愿。90年代,研究人员在尼泊尔进行访谈调查。几乎一半受访者认为,“消灭雪豹”是减轻家畜损失的唯一办法。在巴基斯坦,政府搞了战利品狩猎,狩猎对象是塔尔羊和捻角山羊。政府将80%的狩猎许可费收入返还给当地百姓。随后,事情变得麻烦起来:老百姓要求杀死雪豹,因为雪豹会吃掉那些“能挣钱的野羊”。
关于肇事补偿,我常感倍受打击:许多补偿项目不去解决捕猎发生的主要原因,也没有要求社区加强合作。据我的多年观察,家畜之所以被野兽猎杀,大多是因为放牧管理差劲。羊倌心不在焉,牛马干脆几个星期无人照料。如果他们确实担心家畜损失,但因为家庭人手短缺而无法周全照顾,为什么不多户合作、协同放牧呢?再比如,牧民们都清楚要加强夜间防护,却总心存侥幸地期望野兽不会光顾自家畜栏。这部分原因是经济能力有限。为此,现在很多资助者和保护组织都在帮助贫困户设计防护围栏,并提供建设材料。但另一方面,老百姓往往“抵制”变化。如同研究者奥利所说:“牧户总觉得,(为了减轻猛兽造成的损失而去)认真看守家畜、或者建造防护围栏,是不可接受的。”这是缺乏动力的表现。类似的事,还有驯养防护犬。在青藏高原,大多数牧民不止有两、三条狗,主要是藏獒。这些狗要么被拴在一根很短的链子上整日呆卧,要么毫无管束地四处游荡。它们对于保护家畜几乎毫无作用。其实,完全可以把它们从小和羊群养在一起:白天去牧场、晚上睡在羊圈。改进放牧管理方式和控制牲畜数量,都是很好的冲突缓解办法。但能否生效,还得看百姓是否真心理解和认同。
雪豹代表着文化观念、现实和想象的综合体。越来越多的外来人跑到村子里提供帮助:希望收集数据,从而改进保护管理工作;提供经济帮助或者引入激励措施,从而实现保护目标。学者侯赛因(Hussain)强调,这种对自然的功利主义观点并不足以解决保护问题。每种文化都包含着关于信仰、伦理、和审美价值的认同,诞生不同类型的音乐、艺术和诗歌。自然与文化不可分割。雪豹的神秘之美,动人肺腑。在巴基斯坦北部地区,雪豹是当地人精神家园的一部分,是最受崇敬的动物。蒙古萨满教相信:乘着雪豹皮,可以抵达更高的修为境界。
世界上的主要宗教,并未为环境保护而大力倡导其道德原则。在雪豹分布区内,伊斯兰教基本覆盖西部,而东部流行佛教。事实上,两者的教义都高度尊重自然、尊重生命。通过与巴基斯坦宗教领袖交流,保护学者谢赫(Sheikh)发现,伊斯兰教经文中明确写到“众生如我,应得尊重,应为保护”。在东方,慈悲众生,更是佛家的基本理念。在青藏高原,很多寺庙建在雪豹栖息地附近。2009年,中国的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便与寺庙合作,开展保护工作。每座寺庙都有一块大约75平方公里的“圣地”。这里完全禁止猎杀野生动物、放牧、以及其它破坏自然的活动。虽说如此,可寺庙的执行情况差异很大。位于中国青海省年宝玉则地区的达塘寺,堪称宗教参与保护的典范。除了礼佛修行,达塘寺的僧侣们还开展野生动物监测、去当地学校讲授自然保护课、自发组织巡护,并且成立了“年宝玉则环境保护协会”吸引村民参与。2013年7月,这个协会在当地的圣湖边组织会议,召集了31家寺庙代表商议如何推进当地保护工作。
如果我们认可拯救雪豹是人类的道德责任,则必须拿出全部的知识、热情、坚韧和合作精神,激励政府与当地社区解决生态问题。我们也需要信仰功到事成。届时,雪豹将守卫群山,直到永远。
参考文献:
本文翻译自乔治·夏勒博士为《Snow Leopards》一书所做的序言。该书是《Biodiversity of the World: Conservation from Genes toLandscapes》丛书中的一册,编者是Thomas McCarthy和David Mallon,2016年6月由Elsevier出版。北京大学吕植教授团队和北京林业大学时坤教授团队参与撰写了部分章节,介绍中国的雪豹状况。
翻译人:
燕山亭,英国伦敦帝国理工大学生物学硕士,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工作人员,2012年起在西藏羌塘从事野生动物研究及保护工作。邮箱:rockylxc@hotmail.com